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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生父亲猥亵后,我住进了精神病院

国投安信期货2020-04-29 13:21:19

通过公立初中教师招考那年,我24岁,和父母生活在南方一座安逸的三线城市,日子单纯无忧。很快,我与几个年龄相仿同期入职的老师成了朋友。
午餐时间,在学校食堂围坐一桌吐槽奇葩学生和家长,是我们繁琐日常中的小小玩笑和宣泄。
“春游那天,我们班一个学生的奶奶,清早五点就一个电话打给我,说她家孩子没有毛巾,昨晚也忘了买,要我上班路上给买一条带过去。真不知道在想什么。”
“这有啥,就前天中午,我在食堂排队打饭,一个学生的爸爸突然跑来问我他儿子在哪儿,我说,现在是放学时间,我不知道,他当时就指着我鼻子骂:你怎么能不知道?我儿子丢了怎么办?你们当老师的,课外不就该给学生做保姆吗?”
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苦笑着听别人的分享,脑海中不时闪过“上辈子杀猪,这辈子教书”这句调侃。但平心而论,相对于社会,校园的氛围已十分单纯,何况我本人尚未遇到过特别极端的人或事,因此从未后悔自己的职业选择。
新学期第一天,所有班主任进行了抽签,抽的是一些原本没有录取,后因各种原因被允许插班入校的学生。我一共抽到四人,三男一女。
次日,这四名插班生及家长先后来学校找我办理了报到手续,其中就包括杨小柏(化名),一个瘦小黝黑但眼神清亮的13岁男孩,还有跟随在他身后,身材敦实,头发稀疏的父亲。
报道当晚,杨父第一次给我打来电话,说了些“孩子调皮,老师多照顾”之类的寒暄,我没有过多在意,随口应了几句就挂下电话。随后,杨父在微信上加我好友,我通过了申请并将其拉进了学校要求建的家长微信群。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手机一震,居然是杨父的微信私聊,对我说“恭喜拿到驾照”。
这让我产生了片刻惊疑,但很快我就想起,自己当日为了抽空去考科目四,曾与其他老师换过一节课,通知换课消息时我向学生解释过原因,所以大概是杨小柏回家后告诉了父亲。我简短回了句“感谢”,以为就此打住,然而对方竟接着问我:“老师,你满二十岁了吗?”
我顿时笑出了声,心想,这人肯定是想拍老师马屁,家长可真不容易。但为了不让对方因年龄而对我的教学能力产生怀疑,我故意说:“快三十了。”杨父先是恭维:“不会吧,像二十,”很快又接了句,“那你男朋友呢?”
看到这里,我感到有些不悦。我很讨厌被原本并没有私交的学生家长问到个人问题,但老实说,热心过头非要给单身老师介绍对象的家长,我也见过不少,早已习惯,所以我无奈地回了句“没有”,就将手机扔去了一边。
过了一阵再看,对方果然发来一句令人尴尬的“那我在单位给你物色一个”。对着这个爱管闲事的大叔那不甚美观的自拍微信头像,我不禁深深叹了口气。
杨小柏这孩子,从平时表现来看,与其他初一小男孩并没有什么不同:偶尔上课睡觉,有时“忘带”作业,经常追赶打闹,但也有敏感乖巧的一面。因此,当我在批改题为《我的初中生活》的作文时,看见他写的那句“我在班级的位置,就像垃圾桶里的垃圾”时,不禁瞬间皱眉。
思虑再三,我将作文内容拍下来发给杨父,并向其询问杨小柏在家里的表现和心理状况。杨父说,孩子在外地出生,后来才回老家,母亲又不在身边,所以他“有点特殊”。
我正在思考着这个“特殊”背后的含义,并发愁该怎样对他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时,杨父提出,能否在当天下午放学后,与我商讨孩子的问题。当天恰是周五,是早就定下的同事聚餐日,我便对杨父说,今晚单位聚餐,请您下周再抽空来校。说完我就上课去了。
傍晚的聚餐相当愉快,做老师的人大多健谈,大家把酒言欢,直到九点才散,等我回到家时已经快九点半了。回屋躺下不久,我收到杨父发来的微信,问:“忙完了没有,可否面谈?”他解释说,自己明天就要去外地工作,许久不能回家,而孩子的问题令他非常担心,尤其在看到那篇作文后。因此他才一直等我聚餐结束,就是想当面跟我谈杨小柏的事。
看到这里我犹豫了,家长担心孩子的心情自然令人感动,更重要的是,我也很想进一步了解杨小柏到底是什么情况,或许真的有什么心理问题需要特殊照顾。举棋不定之际,同是教师的母亲建议我,可以请杨父到附近的公交站来,坐在那里谈几句,我于是如此告知了他。
十点左右,杨父驾车如约抵达车站。见了我,他伸手将右侧门打开,示意我上去。我说,不如你下来吧,我们在公交站坐着说。杨父四下张望,露出发愁的表情,我也忽然意识到,这附近确实狭窄,停车极其不便。这时他又说,你先上车吧。我便没有多想,开门坐上了副驾驶。
车一边开着,杨父一边介绍起自己的家庭情况。他说,自己和杨小柏的母亲在香港认识,不过是露水情缘,孩子出生不久就分手了,所以杨小柏“从来没有得到过母爱”。而且他还有个跟其他女人生的大儿子,正在美国读书,至于杨小柏,将来肯定也是要送出国的,所以这孩子仗着未来的路好走,平时对学习就比较懈怠。
此时,我发现车已开至距我家两三公里的湖边,见时间已晚,大体情况又都谈完,我便提议回程。杨父却说,湖边风吹着舒服,下来散散步吧。当晚我与老师们聚餐,确实吃得很撑,想着走走也好,于是将装有钱包手机等的帆布袋留在车上,随杨父向湖边走去。
我们顺着路边台阶走向湖畔的木质走道。走最后几级台阶时,我身前的杨父已站上了走道,并向我伸出手来,同时口吻随意地说,这里路滑,你穿凉鞋要小心。虽然本能地感到些许异样,但理智告诉我:人家不过是好心,别想太多。所以我控制住轻微的紧张,继续提起配资公司 杨小柏该怎样改善学习心态和习惯的话题。下完台阶,杨父立即松了手,我更加认定这只是他善意的举动,反而为自己的多心和自恋感到一阵羞愧。
站在湖边,凉爽的夜风带来一阵惬意,我将胳膊搭在木质栏杆上,又与杨父谈了几分钟。虽然我是教学新手,对怎么教导孩子尚不能驾轻就熟,但正因如此,我更是竭尽所能想做一个负责的老师。即便那时我已很疲惫,但内心还是认为值得,因为通过这次交谈,我了解到杨小柏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家庭残缺,也知道了他今后的升学计划,更能有针对性地监督他学习。而且我想,杨父虽然说自己没空管孩子,但今天能来找我,说明对杨小柏还是很上心的,所以他应该也会积极配合老师的教学要求……
我这么思考着,正想转身往回走,却突然发现湖畔栏杆上,自己左手边的位置赫然出现另一只粗壮的左手。
一时间,我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本能地朝右边转去,另一只手又从右边挡过来,后背传来强烈的压迫力,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正被人从身后紧紧抱住。杨父的声音从耳畔传来:报名那天我看见你,你站在讲台上的样子非常漂亮,其实我们可以不止做老师和家长,也可以做知心人……
最初的几秒,我完全被吓傻了,甚至没有想到大声呵斥,只顾着一个劲发抖。但一个念头忽然从我脑中闪过:杨小柏不是我的学生吗?他敢对我下手,难道不怕他儿子的处境?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我稍稍冷静下来,开始用力挣扎,同时恶狠狠喊出声:“我要回去!”
但我没能挣脱。杨父说着令人作呕的肉麻台词,什么“你不要拒绝世界上多一个爱你的人”,同时趁机抓住我的胳膊,将我转成面朝他的方向。于是我异常清晰地感受到身前这个巨大沉重的肉身。中年男人的啤酒肚向外凸出,压迫得我难以呼吸。
“你可以跟我说,你有什么要求。”他将脸靠近我的耳边与颈部,温度和气流冲撞着我的皮肤,随着他有意地来回磨蹭,我感到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可就算用尽全身力气,我的反抗都丝毫没有效果,杨父仍从正面紧抱着我,身体有节奏地挤压着我,嘴里念着:“不要回去,不要动。”
有一个瞬间,我累了,自暴自弃地停下了挣扎,转头看着河对岸闪亮的灯火,水面倒映着漂亮的彩色。面对身前这个丑陋的男人,我心里泛起绝望,几乎是无意识地说了句:人生真的太难了。
杨父听我这么说,怪笑起来。他的身体因笑而抖动,被紧紧压制的我还隔着衣料察觉到了他的生理反应,极致的慌乱与憎恶顿时支配了我。看着仅一步之遥的湖水,我脑中灵光闪过:反正我会游泳,不如跳下去吧?这么一想,我又有了希望,于是开始朝湖里栽去,但杨父似乎也意识到了我的企图,死死地抓住我的左手臂,抱我的力度稍稍松了些,于是我趁机从他身体里挣脱出来,绕到了湖边护栏的另一侧。
杨父依然在另一端抓住我的左臂,试图把我拉回去,我则用右手紧抓护栏不肯动,我们就这样相互使力,我感到身体快要被撕开一般。
不记得到底过了多久,或许是杨父在搏斗中感到了无趣,又或是尚存的理智使他有所顾虑,总之,我最终得以挣脱,马上朝着光亮的大道方向跑去。
沿着寂静的环湖路跑了约数百米,在一片施工工地,我看见了四五个正坐在路边抽烟的工人,于是上前借电话报警。起初他们并不相信我,甚至在我报出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和身份证号后依然将信将疑,不断对我发问。就在我几乎想要放弃离开时,其中一个较年轻的男性掏出手机帮我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等待警察的过程中,杨父沿路找到了我,车停在一边,说要载我回家。我扭过头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没想到两个过来围观的大妈竟开口劝我:“这么晚了,要不你就别闹了,先跟他回去?总不好让我们送你。”
我愣住了,一脸不可思议看着她们,之前强撑的一点体面陡然崩溃,我大声哭喊:“都说了他图谋不轨还要我上车?你有脑子有病吗?警察会送我回去,不要你管,闭上你的嘴给我滚开……”
在派出所熬了一通宵,直到早上五点我才录完口供。由于身心俱疲,下楼时没站稳,我摔下楼梯扭伤了脚,只能狼狈不堪地爬起来,将手掌蹭出的血胡乱擦在连衣裙上,一瘸一拐地走出派出所大门。
临走前,警察告诉我,虽然对我十分同情,但他们能做的非常有限,只要不是强奸得逞的案件,一般不会留下证据,他们遇到的同类案件,“最后百分之百都会不了了之”。
事发不久,我配资开户 了校长,一是想请假几天,调整心情,二是想当面谈谈警察向我建议的事件后续处理方式:让杨小柏从班上转走,避免与杨父的继续接触。校长听完我的陈述,沉默许久,让我去找副校长。于是几天后,我在副校长的办公室里,度过了人生中几乎是最糟糕的一个下午。
“你就是太年轻,换成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我们学校之前也有过女老师被家长追求的事,可人家果断拒绝了,一点事都没有,你怎么就给别人机会?”
“一个未婚女青年,晚上跟一个老男人跑到湖边,说是谈学生问题,你信不信?你是不是也觉得他们本来就有不正当关系?”
“再说,这件事还没有出现最坏结果,我看你也不需要无病呻吟。你呀,就是坏人见少了,等你在社会上多混几年,就知道这种事算不了什么,大可以学会原谅对方。”
我脑袋里回荡着那句“不正当关系”,好似被一盆冬天的冷水浇透,心想原来网上那些本以为非常遥远的“受害者有罪论”,竟真的如此普遍。
许多话涌到嘴边,却被我压抑下来,最后也只是淡淡地说:假如只靠片面炒股配资 就恶意揣测,那您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可无论我多幼稚或愚蠢,都决不原谅对方,做错事的从来不是我。您的岁数跟我爸差不多,假如您女儿遇到这种事,希望您也能说出同样一番话。
情绪稳定后,我去教室给学生放学。教师节快到了,我收到不少学生的礼物。看着眼前天真的初一小鬼们热烈的笑脸,我的心情复杂起来。放学前的班会上,我反复地教育他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尤其是女孩”,也不知孩子们听懂了没有,或许会觉得莫名其妙吧。
我看见杨小柏单薄的身影,坐在离我最近的第一排座位上,仍是平时那嬉笑的模样,眉目之间却满是杨父的影子,不由得转开了视线。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向领导申请让杨小柏转走的事一直没有下文,我的心情因此始终没有放晴。
大约在九月下旬,学校举办了秋季运动会,在闭幕式那天,杨小柏与同学发生了严重的肢体冲突。据说是杨小柏在扭打中掐住同学的脖子,对方呼吸困难,下手没了轻重,在杨小柏的颈部乱抓,导致他后颈的皮肤上留下几道深深的抓痕,整个颈部鲜血淋漓。
如此严重的伤,必须让双方家长来校,可我却因为害怕再次见到杨父,迟迟无法处理。最终,我选择向政教处的老师求助,让他们来解决这件事,自己则远远地躲在办公室里,焦虑不安却不敢出门。第二天早晨,我一进教室就看见了杨小柏脖子上的纱布和渗出的血迹,心里非常沉重和难过。
我一直努力告诫自己:“小孩是无辜的,必须平等地关心他”,但是当杨小柏交作业时不经意触碰到我,当他的作业本上出现他爸的签字和留言,当他用那张与父亲酷似的脸直盯着我,我都忍不住起一身鸡皮疙瘩。我只是个软弱的普通人,我很想逃避,却只能徘徊在嫌恶恐惧与深深内疚之中。
打架事件的第二天,放学前,生物老师站在教室后门朝我喊:“你们班一个小孩,捂着肚子躺在隔壁班门前!”我赶紧出门看,确实有个学生,满脸通红,两手捂着下腹部在教室门口哭着打滚。我心烦意乱,朝人群中问:“是谁打了他?”有人答:“是杨小柏!杨小柏踢了他!”
听见这个名字,我好似挨了一记耳光,一下没忍住发怒,见他就在身边,就大声训斥:“怎么又是你!昨天才从政教处出来,今天还敢惹事!”
他这一哭,我也愣了。我忽然感到害怕,忍不住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并没有公正地对他,是不是根本不关心他,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他。我又想起某天下雨,一个瘦弱的小孩曾向我跑来,一言不发,将一把伞塞进了没有伞挡雨的我的手里,然后沉默着跑开。是杨小柏。
数学老师路过,看到杨小柏哭泣的脸,上前扯开领口看他后颈的血痕,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到底会不会处理问题,会不会做班主任?他都伤成这样了,你请他家长了吗?听说你让政教处去解决,那你自己就完全不做事了吗?”
脑内嗡嗡作响,数学老师接下来还说了什么,我全然没有听见,只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向她道歉。在一大群看热闹的学生和几个老师的围绕下,我感到尖叫哭喊和扬长而去的能量正离我而去,只剩下疲惫与混乱,还有无尽的麻木和空虚。
学校将在国庆假期后举行家长会,刚接到这一通知,我就无比恐慌。因为杨小柏不仅还留在我班,而且他的亲人只有父亲一个,也就是说,我势必将再次见到杨父,还必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讲台上忍受其凝视。
我不明白,转学明明是派出所的建议,但不论我怎样向领导反复申请,为何杨小柏依然顽固地留在我班。后来从别的老师那辗转听说,是杨父坚决不同意儿子转走,这下我就更加担心对方仍然图谋不轨了。
长假期间,我仿佛从头到脚都失去了活力,几乎连卧室门也没有出过,整日躺在床上刷手机。奇怪的是,我的心情并不难过,也不再有不甘和愤怒,就只是累而已。
然而假期结束,到了该去上班的日子,我竟还是瘫在床上爬不起来,心里虽万分焦急,却似乎一动也不能动,变成了一块没有思维能力的死肉。超过上课时间五分钟后,手机上亮起一个本地的座机号码,不用想也知道是学校打来的。我盯着手机发愣,不敢按下接听键,也不敢直接挂电话。铃声响过,世界重新变得安静后,我一头冷汗地跳下床,找来工具哆哆嗦嗦地将电话卡取出,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里。
翌日上午,在母亲的陪伴下,我前往本地的一家精神类疾病专门医院就诊,并被确诊为中度抑郁。
母亲代替我前往学校找校长说明情况,想要请一段时间病假,但我后来听说,校长并不买账,而是将母亲赶出门去,说“你不是我的员工,你女儿才是,让她自己来讲。”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
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本犹豫的我选择干脆听从医生的建议,住进了这间在我孩提时代和小伙伴们的对骂中经常出现的精神病医院。
我所在的病房位于所谓的“心身医学病区”,有别于楼下的“精神科病区”或“精神康复病区”等,这里收治的是一些危险程度相对不高的病患。
即便如此,所有窗户也都是打不开的。为防病患轻生,每条窗棱上都卡有小铁块,窗玻璃最多只能拉开几厘米宽的缝隙,连一条手臂都伸不出去。而所有可能用来伤害自己的道具,包括筷子,都被禁止带入病房。
男女患者被严格分开,与我同病房的是两位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阿姨,和一个稍年轻些,目测四十岁左右的大姐。
我对外界炒股配资 已基本丧失兴趣,每天的针剂注射和早中晚各一次的服药使我终日昏沉欲睡,因此并不清楚病友们的具体情况,只知道她们也和我一样,每天大多数时候都像一只慵懒的大熊似的躺在床上输液。倒是母亲很喜欢跟病友和家属们聊天,毕竟除此之外,她在医院也无事可做。出于对病人伤人伤己的担忧,医院明确要求患者必须24小时都有亲属陪护。
最初几天,我以为这里与普通医院的住院部差别不大,然而某天深夜,我被门外巨大的响动吵醒。正在半梦半醒间疑惑,一阵声嘶力竭的哀嚎刺入我的耳膜,紧接着就是铁门被死命拍打的声音。那模糊了年龄和性别,如同真正的野兽发狂般的叫喊,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我脑中挥之不去。黑夜里,母亲默默走到我床边坐下,使我稍感安心。折腾了十多分钟后,病房内外才又归复一片阒寂,我却许久未能入眠。
很难说促使我做此决定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那件发生仅一个月却已非常遥远的猥亵事件,是满腔工作热情却遭人利用的打击,还是不被其他人体谅反被苛求的孤独,或是对自己的极度怀疑和深深无力……
正如他人所说,我是个性格软弱天真,涉世不深的人,但这样的人就理应遭逢如此的恶意吗?
决定辞职后,第一个浮现的想法就是考研。原本我在读大学时就有继续深造的打算,但大三那年由于机缘巧合,我前往国外交换留学,回国时已错过了考研时间,因此并没有实现。
那时正好赶上研究生考试报名开放的时机,我想,或许这就是我离开这里,走向全新生活的契机。
依凭个人兴趣决定了报考专业后,我又据专业选了学校,然后从网上买来十余本二手教科书和历年真题。我还与医生商量,自己的心理状况已大有好转,望其考虑我的学习需要,给我使用一些副作用较小,能够保持精神活力的药。在经过数轮复杂的重新检查后,医生同意更换我每天的注射药物,药片也被允许睡前再吃。
入院近一个月后,几个女同事忽然来医院看望我,带来了一个水果篮,和要求我近期返校上课的通知。然而当时我去意已决,就算没有考上研,我也打算辞职前往一线城市找工作,便只对她们不置可否地笑笑,没有立刻回答。
一个年纪稍长的老师急了,催促我赶快答应,尴尬的沉默中,另一个年轻同事大概是想转移话题,随手伸向我床边小桌上的书:“诶你在医院还看书呀,在看什么呢?”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竟没来得及将书收好。那本红色封底的厚书,假如她拿起来,就会发现正面赫然印有“考研政治”几个大字。虽然我也不害怕被同事知道自己想走,但既然事情还未成定局,总不愿先被人看破,万一没考上没准儿还会沦为单位的笑柄。这么想着,我感觉自己全身汗毛像只警惕的野猫一样竖了起来,不自觉伸手按住了被她刚刚碰到的书。
一时间,气氛凝重到了极点,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场景。是隔壁床的阿姨。
她瞪着我的几个同事,将桌子狠狠一拍,吼道:“哪有生病了非要人出院的?你们领导是医生怎么的,还能说了算?这小姑娘天天晚上做噩梦,半夜里又哭又喊,都这样了还跑来医院逼人上班,讲不讲道理?”
等同事们不发一语地离开病房后,我第一次认真打量起这位救我于水火的阿姨。她身材圆润,灰白的短发没有被打理有些凌乱,整个人显得亲切朴实,但我注意到,刚才她用来拍桌的一双大手中,有一只手腕上缠绕着一圈刺眼的白纱布。
“阿姨知道你的事情,你妈妈跟我们说了。”还没等我开口,病友阿姨就憨憨地笑着解释,“你就在这待着,好好休息一阵,别想那么多。”
我轻轻“嗯”了一声算是回应,停顿片刻,阿姨又说:“其实我比你还小的时候,也遇上过这种事。那年我们学校有一个推荐升学的指标,我是全校成绩最好的,还以为肯定是我,结果竟然不是,我于是跑去找主任讨说法……没说几句,主任就伸手扒下我的裤子,还说听他的话才能拿到指标。”
我专注地听着,莫名紧张起来,谁知阿姨却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你猜怎么着,我呀,干脆把裤子一脚蹬了,内裤都不穿地跑到门外,大喊大叫让人抓流氓!”
没过几天,阿姨出院了。又过了大半个月,我也办理了出院手续,然后一刻也没耽搁地赶往学校,准备向校方提出辞职申请。
站在留下过不愉快记忆的副校长室门口,我迟疑许久才硬着头皮敲了门,无人来应,隔壁另一个副校长却是在的,我于是前去找他。
“你的问题我们刚才开会时也谈到了,”他轻描淡写地说,“我和其他校长一致认为,等你回来上班以后,应该对你提出几点要求。”
“首先,你要为你这学期的所作所为,向所有人道歉。你这一请假,我们要花钱找代课老师,要安抚学生家长,这都是你的责任,你要有担当。其次,为了督促你进步,从下学期开始,你的每堂课我都会派其他老师旁听,你任教班级的所有作业我也会让别的老师再检查,看你有没有全批全改。最后,你要给我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你教的班级,期末考试的成绩在全年级16个班里,至少要排到前三名。”
副校长却慈祥地笑了,说:“扣工资当然只是一种手段,你也不要太反感嘛,毕竟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希望你能做一个好老师。这样吧,你现在就去把这个保证书写好,一式三份,一份在下班前交给我,一份给你班上的代理班主任王老师,还有一份你自己留着,时刻提醒自己,怎么样?”
说实话,我不明白这一套明显不合理的要求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制定,但我也不想明白了。我只是对眼前看似斯文和气的男子报以同样的微笑,说“好”。
退出会议室后,我几乎是一路奔向了楼下的人事处,推开门,几个正在办公的老师略带惊讶地看着我,其中一个从桌前站起来:“你出院了?是今天回学校的吗?”
手续比想象中简单,不到半小时,我就拿到了自己的档案和其他材料,接下来只要拿着这个去教育局就行了。
走到学校门口,我在临近傍晚浅金色的日光里,忍不住回头,看着校道两旁繁茂的绿树,空旷的操场,以及操场边单车棚里一排排花花绿绿的学生单车……整个校园一片如画的纯净。正对校门的是一栋暗红色高大的教学楼,在二楼尽头靠近走廊的位置,有我任教过的班级,杨小柏现在也还在那教室里无忧无虑地上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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